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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0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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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对待农民的若干历史经验
摘要：中共对待农民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概括地说，就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就是正面看待农民、立体考察农民、统筹兼顾农民、真诚帮助农民、紧紧依靠农民。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农民;历史经验
历史上，我们党曾经被共产国际看成是“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意思是我们的马克思主义“不正统”，然而，就是这“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最终夺取了国家政权成为执政党，这是什么道理？在当代，我国在快速工业化时期既没有发生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阶级压迫和斗争，也没有出现一些发展中国家剧烈的社会分化和动荡，这又是为何？可以说，两者在很大程度上都应归因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科学态度，因为这两个问题的实质都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对执政党的政策是否答应、赞成和拥护。那么，我们党又是怎样对待农民的呢？概括地说，就是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通过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和民主权利，来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紧紧依靠最广大的农民群众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具体来看，至少有以下五个方面。
一、肯定农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的重要作用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虽然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天然同盟者和后备军，但他们毕竟属于小私有者，是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与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工人阶级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而且，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形式的发展，使得以小生产为生存基础的农民，“同过了时的生产方式的任何残余一样，在不可挽回地走向灭亡”[1]。这就是说，“农民不是社会主义者”。然而，在一个小农占绝对优势的落后国家，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社会主义。笔者认为，虽然农民不能算社会主义者的观点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如果对此形而上学地理解，就不可避免地在实践中不顾国情制定出消极看待农民的“妥协”政策。事实也是如此，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前苏联在许多时候并不是正面看待农民，而是过多地强调农民作为小私有者的消极面。或许对苏联而言，既然农民作为封建生产方式的残余是最终要被剥夺而走向灭亡的，那么，与其让资本主义剥夺就不如由社会主义剥夺，所以苏联采取剥夺农民促进工业化的政策也就顺理成章了。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他们采取所谓义务交售制等项办法，把农民生产的东西拿走太多，给的代价又极低。他们这样来积累资金，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损害。”[2]更为严重的是，在一个落后国家农民往往占绝大多数，这种做法只会激化他们与执政党的矛盾，从而导致工农联盟的政治基础不稳，最终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酿成垮台的结局。
与前苏联党不同的是，我们党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取得了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但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众所周知，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内因可以归结于陈独秀的右倾教条主义解除工农武装，特别是抛弃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后来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也是消极看待农民，看不到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在革命中的关键作用，结果使中国革命遭受了严重损失。解放后，在人民公社初期许多地方吹过“共产风”，搞过“一平二调”，以共产主义名义剥夺农民，但实践还证明人民公社并不适合农村实际，导致粮食供应长期短缺。改革初期，我们党顺应农民意愿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制，充分发挥他们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使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农民生活有了很大改善，农村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进程，由此也开始了波澜壮阔的城市改革进程。但在随后的一个时期，或许是由于农业的高土地产出率带来的粮食供应由短缺走向过剩，使我们在关注工业化、城市化建设的同时忽视了广大农民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以为联产承包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良药，农村问题可以由农民自己来解决。在广大农民被政策淡忘的背后，三农问题也逐渐显现和暴露出来，并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关注。有鉴于此，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集体比过去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三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作用，针对如何解决三农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思路、新方针、新举措，将我们党的农业、农村、农民工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历史反复证明了一个道理：由于农民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中国的事情如果不依靠他们的支持、援助和参与，就将一事无成。所以，虽然我们党也承认农民是小私有者，存在着守旧、自私等思想缺陷，但总起来说，总是正面看待他们，密切联系他们，通过启发他们的政治觉悟以及在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教育他们，不仅把他们看作是最可靠的同盟军，而且把他们当作是革命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力量。正因为如此，我们党与农民在根本上是血肉相连的，广大农民对党是支持和拥护的，这也是党的事业得以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正如《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的：“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始终高度重视、认真对待、着力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成功开辟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道路和社会主义事业发展道路。”同时也表明：一个善于从失误、挫折甚至失败中总结和汲取经验教训的政党，必定会受人民群众拥护、爱戴而日益发展壮大。
二、对不同地区的不同农民采取不同的策略
应该说，用阶级分析的方法立体考察农民是从恩格斯开始的。他把农民分成小农、中农、大农三种类型，把对小农的态度看作是解决整个农民问题的立足点，强调必须把劳动农民和占有雇工剩余价值的农民严格区分开来，指出劳动农民，即农业工人、不剥削他人劳动的小农，是工业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制度斗争中的天然同盟者。[3]我们党继承和发展了恩格斯的这一思想，特别是在革命时期，不是平面观察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来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是立体考察农民，针对不同地区和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及其变化加以分类和区别对待，使群众感到既合情又合理。比如在土改中，就是按解放先后将农村分为老区、半老区、新区三种，按土地占有多少和富裕程度把农村人口分成地主、富农、中农、贫雇农四类，在不同地区针对农村人口中的不同成分分别采取不同的政策，把贫雇农作为依靠力量，并且注意不侵犯中农利益。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在领导苏皖边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中就提出，“中间不动两头平”，“在土地改革中应保证被拿出土地来的人口不要超过全乡总人口的10%”。[4]同时明确土改的中心是消灭封建制度，消灭地主阶级，而不是消灭地主个人。期间，由于我们党对待农民的态度科学，且政策又细致、周到、彻底，符合实际、顺应民心，因而非常顺利地完成了几千年来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场社会变革。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如果还是沿用阶级分析的观点来考察农民则是不合适的，对此，我们有深刻的历史教训。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转折点，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顺应农民意愿，在农村推行各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实现了第一次飞跃。而农村改革的中心，是在集体所有制的框架内对土地经营形式进行变革，这种变革又以“土地均分”为前提，客观上也使得阶级分析没有存在的基础。但是，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的传统，是我们党的历史和理论执政资源，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们都不应该笼统地看待农民，用一个笼统的政策对待所有地方的所有农民，而应该立体考察、区别对待。笔者认为，在当前统筹城乡发展的进程中，在实现城乡一体化的过渡时期，可以按发展程度将全国农村地区分为发达、欠发达、不发达三种，按离农程度把农村居民分为非农人口、半非农人口、农业人口三类，取消农民工的称呼，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农村人口采取不同政策来加速农民的非农化进程。比如，对于发达地区农村的非农人口，应划归城市人口并给予市民待遇，使他们不再是农民；对于欠发达地区农村的半非农人口，应鼓励他们向“两极化”——离农和专农的方向发展；对于不发达地区农村的农业人口，则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鼓励农民兼业化，促进农民的非农分化趋势，第二步是鼓励他们向离农和专农的“两极化”方向发展，等等。总之，立体考察农民是我们党对待农民的宝贵经验，应该在新形势下将其发扬光大。
三、统筹兼顾农民的利益
统筹兼顾的思想源自于革命时期我们党为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而采取的灵活、科学的政策，特别是在革命的不同时期实行不同的土地政策。土地革命时期，我们是采取“打土豪，分田地”的做法；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同国民党建立抗日战线和团结一切抗日人士，我们党主动把以前的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的政策；解放战争时期，也是由于国内基本矛盾发生了变化，而农民又迫切要求土地，我们就及时地作出决定，由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给农民。总之，我们党在革命时期采取统筹兼顾的方针，目的就是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以对付最主要的敌人。
解放后，由于经济文化落后，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并由此巩固政权，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力。要发展生产力，就必须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这就需要大量的资金、资源、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举目向外，帝国主义对新生的红色政权围困封锁、虎视眈眈；苏联又在这个时候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怎么办？曾经浴血奋战而又久经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再一次发出历史的强音：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就这样，为工业化提供资金和资源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本就落后、萧条、贫困的农业、农村和农民身上，农业哺育工业、农村支持城市也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成为贯穿我国政治、经济生活的一条主线。既要推进工业化、建设城市，又要发展农业生产、建设农村，当时确实很难兼顾，问题的关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如何兼顾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利益。为此，毛泽东同志以苏联为鉴，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性的思想：“这里所说的统筹兼顾，是指对于六亿人口的统筹兼顾。我们做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5]“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等等。[6]后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们虽然认识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必须兼顾农民利益，但由于对国内外形势的错误判断，党的工作重心并没有放在发展生产力上。农村改革初期，联产承包的推行兼顾了农民的利益，农业实现了大发展，由此也推动了工业和城市的改革发展。但随着城市改革的深入，工农业之间的比较利益差距不断扩大，如果没有政策的进一步统筹兼顾，农民是很难跟上现代化步伐的。中央领导集体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及“多予、少取、放活”的战略方针，党的十七大和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了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战略举措和战略决策。随着一系列得力政策和措施的陆续出台，三农问题迈入了新一轮历史机遇期。
可见，我们党的统筹兼顾思想被当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并发扬光大了，成为科学发展观的根本方法，成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锐利武器。正如胡锦涛同志指出的：“统筹兼顾是我们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治国理政的重要历史经验，是我们处理各方面矛盾和问题必须坚持的重大战略方针，也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科学有效的工作方法。”“只有坚持统筹兼顾，我们才能真正处理好我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的改革发展稳定问题，真正处理好全体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各方面的利益问题，真正把全体人民和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充分发挥出来，为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形成广泛共识、积聚强大力量。”[7]
四、真诚帮助农民
我国能平稳渡过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风波，并且在当前危机四伏的国际环境中不断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迷人魅力，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党与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关系历来是好的，党和政府是真心为他们谋利的。这首先要归结于我们党有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其次，要归结于历史传承。由于我们党同农民共同经历了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的洗礼，农民对中国共产党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认同，特别是在革命年代和建国初期，他们对党的号召是发自内心的拥护和响应的。当然，农民也是讲求实际的，他们不会轻易相信浅尝辄止的帮助，他们看重的就是眼前实实在在的利益。亨廷顿也认为：“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8]这可能是全世界农民的共有特征。对此，毛泽东同志曾指出：“切记不要以为我们帮助了一下农民，农民就会相信我们。”[9]这是对农民心理入木三分的分析，同时也是告诫全党，要真诚帮助农民，深刻懂得农民工作的重要性。
近年来，党和政府针对三农问题出台了一系列真诚帮助农民的政策和措施，如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扩大公共财政的覆盖范围、加大对“三农”的金融支持力度、推广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事业、建立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等。统计表明，2008年中央财政用于三农的投入为5955亿元，比上年增长37.9%，其中粮食补贴、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达1030亿元，比上年增加一倍；三次较大幅度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提价幅度超过20%；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人口为8.14亿，参合率为91.5%。[10]农民种田不仅不用交税，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看得见的好处和实惠，虽然基于国力和农民基数庞大的限制，这些与欧美农民相比是杯水车薪，但朴实善良的中国农民深深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真诚关怀，我国三农发展的被动局面迅速得到扭转，面貌为之一新。
五、紧紧依靠农民
我们的革命是紧紧依靠农民取得胜利的。对此，我们党与前苏联共产党有相似之处，他们也是因为有了广大农民的支持，才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所不同的是，他们夺取政权主要是依靠城市工人阶级，而我们过去打仗主要是依靠农民。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有几百万农民报名参军，近千万民工支援前线。
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我们党的土改政策满足了农民渴望拥有土地的迫切要求，从而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解放前，我国的土地占有是一种典型的封建结构，占乡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拥有约70%—80%的土地，而占乡村人口90%的农民却只占有20%—30%的土地。而且，许多地方的地租额达到了田地总收入的60%以上，所需农具、肥料等生产资料投入却由佃农负担，佃户辛劳耕作一年，好年成也只能得到总收入的10%—20%。[11]残酷的封建土地制度，一直就是导致农民贫困和国家落后的总根源。到1952年基本完成的土改，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土地制度变革，废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传统社会理想。为什么在一个几亿人口的落后的农业大国能够顺利实现如此复杂深刻的社会变革？原因就是整个运动都是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建立在紧紧依靠和充分发动农民的基础上，由农民自己动手推翻地主阶级，自己分配土地，从而牢牢地巩固了土改成果。
我们的改革同样是紧紧依靠农民获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的。1978年，我国农民每年生产的粮食约85%为农民自己消费，国家按规定价格收购的占15%，按议价收购的占5%，两者加在一起也只占20%，其中还要向农村返销6%左右。而农村人口仍然占全国人口的82.1%。[12]这种状况突出地说明：农村生产力发展极为迟缓，必须对农村生产关系作出重大调整。我们党尊重农民意愿，积极引导和紧紧依靠农民，破除了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公社体制，形成了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赋予了农民“生产自主权”，一举实现了农业大发展，农民生活因此也有了很大改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粮食总产量先后跨上了7000亿斤、8000亿斤、9000亿斤、10000亿斤四个台阶，其他主要农产品产量也大幅增长。同时，农民收入也持续较快增长，农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3.6元增加到2007年的4140.4元，增长2999%，扣除价格因素的影响，实际增长634.4%。[13]
当然，我国农村改革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诸多问题：一是以家庭承包为核心的农村制度建设持续创新乏力，小农业与大市场的矛盾始终制约着农业的二次飞跃。二是农民持续增收困难，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三是各种资源加速在城市聚集，农村呈现出日益衰落的景象。“三农”问题由此凸显出来，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大疑难问题。中央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和战略举措，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政策和措施。从党的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思路，到党的十七大作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再到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紧紧依靠广大农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央一系列会议的主题和精神大都是围绕如何解决三农问题而展开的，足见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重视。
历史表明，在我国这样一个农民人数占优势的国家，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改革，农民工作都非常重要。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看中国的变化，首先要看农村的变化，看中国的稳定，首先要看农村的稳定，因为它毕竟是百分之八十的人的问题。”[14]
注释：
[1][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4卷第487页，第15页。
[2][5][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30页，第29—30页，第187页。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下册中央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5页。
[6][7][10]《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第109—110页，第888—890页。
[8]塞缪尔[DK]·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6页。
[11][12]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7—88页，第545—546页。
[13]唐仁健《三十年农村改革发展成就伟大》，载于《农村工作通讯》2008年第22期。
[14]《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1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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