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带着这一系列问题，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人类学研究中心主任方李莉带着她的团队进驻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考察调研，团队的成员从不同的角度记录长角苗。有人专门记录巫术，有人专门记录音乐，有人专门记录礼仪、服饰、建筑、工艺等，他们想尽可能完整地记录长角苗整个的历史文化和生活。他们从繁琐的材料中整理出珍贵的文字和图片资料，出版了《梭嘎日记——一位女人类学家眼中的苗家生活》、《梭嘎生态博物馆研究》等几百万字的研究成果。 方李莉认为，从遗产到资源创新是一种更深刻的保护。在后工业社会里，事实上文化产业已经带动经济发展了，而且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当中，每个民族的主体意识越来越强。所以方李莉团队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报告书定名为《从遗产到资源》。他们发现，文化遗产已经成为一种资源，成为一种政治认同的资源、民族认同的资源，还可以成为一种经济资源。各种力量都在运用这些资源，然后又呈现新的民间文化。 方李莉研究团队的诸多理论都来源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的启示。保护和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完全为了寻找精神家园。方李莉认为，最重要的是寻找我们未来的路，寻找我们的民族理想。梭嘎在当代的遭遇正是一面反映中华民族昨日的镜子——我们曾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信心，甚至出现全盘否定的极端态度。 现代化的进程不可逆转。方李莉试图忠实地记录长角苗文化的变迁过程。她在考察中亲历了一个少数民族文化剧烈变迁和重构的过程，也不得不面对种种复杂的心理矛盾。方李莉通过考察看到的是，在生态博物馆没有建立以前，当地的文化一直在缓慢地变迁，但它的文化还活着，还在继续发展，甚至有很强的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但生态博物馆建立后，它的文化表面上是被保护了，但事实上只是被曝光，被展示出来，其文化的内涵，文化自身的创造力、生命力却逐渐萎缩。 生态博物馆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促进社区经济发展，改善社区居民的生活。但对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来说，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当地人改善生活的重要途径。 2006年春节期间，方李莉的研究团队再次来到梭嘎，对回来团聚的中青年人进行了深度采访。她了解到他们的生活困境，在外地打工的长角苗所从事的工作基本上都是最危险、最累或是工资最低、劳动时间最长的那种工作，其中挖煤是他们从事最多的工作。方李莉在发布的考察报告中说道，挖煤的工资相对高一些，也不过是每月1000元左右，而且他们不懂得签订合同，一旦出事了，能够获得多少赔偿只能听凭老板的良心。 2006年，方李莉团队统计了长角苗的年收入，大多数人年收入在5000元至6000元之间，其中有一半是通过打工得来的。方李莉认为，这些不识字的苗族兄弟，进入城市，就像在黑夜中行走，他们害怕这种黑暗，想驱逐这种黑暗，但他们又无能为力，只好寄希望于下一代，希望他们的下一代不要再做一个没有文化的人，所以他们无论如何也要供孩子们读书，这是生活教给他们的真理。但据本刊记者了解，长角苗念完高中和大学的费用对他们来说无疑是天文数字，能上高中和大学的很少。 生存权和话语权孰轻孰重，这也是方李莉在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期间思考的问题，一个群体在生存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之前，能够拥有自主权吗？“我到过世界上最苦的地方，梭嘎我觉得是世界上最苦的地方之一，然后到过世界最富裕的地方，只有经历这样的反差你才可以理解这个世界。”2011年8月24日，本刊记者专访了刚从美国考察回来的方李莉。 寨子里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 文化月刊：您刚从美国回来，最富裕的地方和最贫穷的地方，通过这个反差你能认识什么呢？ 方李莉：它让我了解世界的多面性，太多元化，差距也太大。 文化月刊：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去探究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 方李莉：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是挪威政府和中国政府签订的保护项目，我就想欧洲的经验到中国这块土地上来实践，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如果失败了，我们找出失败的原因，那么对我们今后的保护工作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如果成功的话，这个经验可以作为一个典型来推广。另外一个原因是我了解到长角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族群，这个民族没有文字，所以他们的历史没有文献记载，所有的历史都靠口传心授。在我的想象当中，生态博物馆肯定有很多记录，但是当我问他们要资料的时候，我才发现只有很少的资料，我就觉得很危险。 文化月刊：2005年你们刚到梭嘎的情景是怎样的？ 方李莉：2005年，我们课题组第一次到梭嘎，住了一个多月，那时候寨子里90%的青壮年劳动力都在外面打工，我们接触的都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我们了解到自从建立博物馆后，寨子最大的变化就是90%的女孩子纷纷开始上学念书了，这在以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这些读了书的女孩子不仅不想穿民族服装了，甚至想嫁给汉族人，读书让她们变成了民族文化的叛逆者。 文化月刊： 10年的时间让梭嘎变化很大。 方李莉：怎么叫变化很大呢？就是说很多年轻人对他们的生活已经不熟悉了，因为他们感受到他们的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已经没用了。以前梭嘎是一个封闭的地方，他们跟外界接触很少，活动的范围大约在方圆50里。但是我们去把这个封闭的社区给打开了。一个是很多的外来的人到了那里，另一个就是电视进入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忽然意识到了他们的贫困落后。 长角苗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主体 文化月刊：教育水平的提高让他们接受了现代文明，这也是不可逆转的潮流。 方李莉：只有读书他们才能顺利进入另一个文化体系。以前他们没有接受很好的教育，所以他们只会牢牢地被捆在他们的土地上，但生态博物馆的建立首先就是解决他们的教育问题。解决教育问题也是一把双刃剑，当你解决了他们的教育问题以后，他们就有了离开这块土地的能力，到外面去打工，而且他们也有了不再继续传承他们文化的能力了。我们做了很多统计，我们发现受教育程度越高，走的就越远。这么多人离开了这块土地，那么谁来传承文化？人离开了之后它就没有传承的主体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大的矛盾。 文化月刊：那么对于留在当地的人来说，文化意味着什么？ 方李莉：当然，还有留下来的这些人，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表演。如跳花坡本是长角苗年轻人聚在一起的爱情活动，但就是这样一个仅限于年轻男女之间的爱情活动，在梭嘎生态博物馆建立以后，却让其成为一年一度寨子里所有人，包括外来游客都参加的盛大的表演活动，人数最多的一年达到5000人，以至于找不到表演场所。之后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一种文化还是生活的指南的时候，或者跟我们的现实生活紧密联系的时候，它不会进博物馆，也不会用来表演。一旦它进了博物馆，一旦被表演，就证明这个文化已经失效了，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少数民族文化在被表演，那么多的民间文化在被博物馆化，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他们的文化已经消失了。 文化月刊：2008年考察结束至今，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您有关注吗？ 方李莉：我们现在一直在追踪考察。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形式上已经脱离了政府，现状并不是很乐观，还是很冷落，当地的民众觉得生态博物馆跟他们生活关系不大，没有当地民众参与，这是很遗憾的。我去考察的时候，我就想象接待我的人肯定是他们当地的村长，最后发现接待我们的是文化干部。我以为跟我们解释这个村庄来由的人肯定是他们当地的村干部，但是给我们解释一切并带着我们参观的，也都是当地的文化干部。这就表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跟他们当地的村民没有关系。2005年在贵阳举办的生态博物馆研讨会上，发言的人并不是他们当地的干部和村里边最有权威的人，而是一个女中学生。为什么没有让他们当地的村干部来发言？因为当地的村干部不会讲普通话。 文化月刊：所以您特别想为他们培养一个研究生？ 方李莉：当时我们很想培养一个大学生，发挥他们自己的力量记录民族文化。我们说服当地领导安排梭嘎的第一个大学生小熊在博物馆工作，但他现在到外边工作去了。 文化月刊：我了解到他考上大学的时候，他家里一连摆了十几天的酒席。 方李莉：对，我问他有什么理想，他说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想法，上高中的时候，他曾想研究自己的民族文化，写一本关于自己民族的书，非常想改变家乡的贫穷落后。但上大学后，他觉得自己高中时的理想不现实，就想早点毕业，找工作，还助学贷款。我当时希望他来报考我的研究生，这个想法也无法变成现实，读研究生的学费很贵，他根本读不起。现在我们失去了联系。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说，生态博物馆在客观上加剧了当地的文化流失？ 方李莉：应该说加速了它的流失程度。其实生态博物馆不是不可以建，但是国外的生态博物馆是一个民众自发性的保护，它强调的是，只有当地的民众才有文化解释的权利，才是他们的文化的主体。但是，我们现在反过来了，当地人没有把自己当成文化的主体，而且他们希望丢掉这个文化。对于在外地打工的长角苗来说，他们发现不懂他们的文化没有关系，只要懂汉族文化就可以生存下去。 “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 文化月刊：在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考察期间，有没有让您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些事情？ 方李莉：那当然有呀，就是对那的人印象非常好，他们非常纯朴。而我最深的感受就是文化的不平等性。人类学讲文化是平等的，所谓的平等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但事实上我在那里看到的是文化的不平等。当一种文化非常强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弱势的文化群体看成是没文化的。因为他们的自卑心理，他们也觉得他们是没文化的人。但相对于他们的文化，我们才是没有文化的人。他们要是不懂汉族文化的时候来问我们，我们会瞧不起他，你怎么这么没文化。但是我不懂他们的文化时，我去问他们，他们会非常高兴，而且非常热情地告诉我。所以每次在他们的婚礼上，或者葬礼上，本来别人非常忙的时候，我还去问东问西，打扰别人，但他们非常尊重我，而且领我们吃饭。 “一个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 文化月刊：是否可以说，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里的长角苗的生活与文化正在经历着一场蜕变？ 方李莉：从传统走向现代，他们确实要经历一个蜕变和阵痛的过程。其实我们整个民族都有这样一个痛苦期。从以为我们是强大的国家到发现我们其实变成了一个落后的国家的痛苦与迷惘，为了走向现代化，我们也曾经否定我们的传统，但是到了今天突然发现其实这个传统是宝贵的。遗憾的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传统已经没有了。欧洲为什么能够发展起来，事实上它有过文艺复兴的运动，而我们中国没有这样一个过程。 文化月刊：我们从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获得的最重要的启示是什么？ 方李莉：现代中国遇到的所有问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问题，还有文化的问题，如果文化的问题不解决就很麻烦。我们的民族还有没有共同的理想？我们共同的理想是什么？一个失去了理想的民族是很可怕的。旧的评价体系已经被我们否定了，新的评价体系是什么？新的价值观念是什么？新的道德准则是什么？如果我们对这些东西非常迷茫，找不到方向，那么我们这个民族就会遇到很多的问题。我们要寻找一个民族的理想，一个民族立足的根底。所以我觉得文化建设很重要，我们寻找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不是要回到过去，我们要让传统不变，事实上是通过回到过去重新寻找通向未来的路，这才是最重要的。如果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仅仅是为保护而保护，我觉得意义不大，如果说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未来文化的重构结合在一起，这样才会有意义。 文化月刊：这样才有生命力。 方李莉：对呀，我记得以前有一个希腊神话故事，就是有个大英雄，他每次战败的时候就趴在地上，然后大地重新给他力量站起来。我们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也是我们重新趴在大地上，重新找到力量，我们可以从我们是怎么来的这条路上去寻找我们未来怎么走的那个路标。 文化月刊：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反映了中国非遗保护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封闭与开放的矛盾，保护与开发的矛盾，这么多年似乎都没有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方李莉：我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工作要做，一个就是把流动的、活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献化、物质化，要用物质载体把它记录下来。第二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跟整个社会的发展紧密相结合。如果它跟现实生活没有关系，它就没有生存的可能性，它只能留在博物馆。以前我们老觉得文化创新和文化保护是矛盾的，事实上现在看来不是矛盾的，其实这个问题要解决的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应该成为我们文化创新的资源，把它融入到我们当今民族的机体里边，变成民族机体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不要把它跟创新对立起来。 文化月刊：我们经常是把它们对立起来的。 方李莉：如果把它们对立起来就会发现有很大的矛盾，实际上这也是后工业文明的一个状态。在工业文明时期，人们往往认为传统和现代是对立的，发展与保护是对立的，但是到了后现代社会，人们发现其实这两个东西已经不再对立了，它们已经成为一体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后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建设，没有文化建设的经济发展怕是很难有持续性的，所以经济发展与文化建设是相辅相成的。 文化月刊：您之前也认为它们是对立的，您的思想和结论前后也是有变化的。是什么原因促使您的观点发生了变化？ 方李莉：梭嘎它确实是一个太贫困的地区，所以考察梭嘎的时候，我很失望，我记得当时我对《新京报》的记者说，发展和保护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当时我确实觉得两难，但是后来考察了很多案例以后，我发现并不是两难。在研究梭嘎以后，我在景德镇看到了另外一个景象，就是传统的魅力。景德镇是世界的一个艺术陶瓷中心，很多国外艺术家都到景德镇做陶瓷。吸引他们的是什么？吸引他们的是景德镇的传统手工技艺，也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景德镇有全世界最优秀的陶瓷技术，最优秀的陶瓷艺人，他们把自己的思想和传统的技艺结合在一起，创作了新的作品。这些传统的工匠有他们新的生存方式，很多的传统工匠工资很高。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必须要有它生存的空间。像梭嘎苗族生态博物馆，更多地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对立，但事实上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它们已经融为一体了。 （本刊记者王昱心对本文采写给予帮助） 来源：文化月刊遗产杂志 作者:毛俊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