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山水养一方人才，不同时代造不同精英。湘乡自古就是孕育社稷大梁的圣地，湘军时期湘乡籍将领的素质和战功，既表现了本乡本土的地方性格，又富有时代意义的人文特色。
将领之乡 在湘军这支劲旅中，湘乡籍将领人数之多，声誉之大，战功之著，任职之高，可谓居湘军之首。据同治《湘乡县志》记载，从咸丰三年到同治八年（1853～1869），湘乡将领共有7886人（笔者注：该志开局于同治八年二月，以后将领无法查实）。这些将领分为两类：一类是武勋文职，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道员、知府、运同、郎中、同知、知州、州同、知县、通判等文官，计358人。另一类武勋武职，包括提督、总兵、副将、参将、游击、都司、守备、千总、把总等武官，计7528人。其中有总督、巡抚8人，布政使、按察使、道员39人，知府、知州、知县283人，提督183人，总兵417人，副将、参将1132人。同治县志还记有阵亡和病故的义勇21335人。
在湘乡众多的将领中，有32人载入了《清史稿》人物列传。他们是：朝廷“五部”侍郎、钦差大臣、两江和直隶总督曾国藩，浙江、江西、湖北和陕西四省巡抚、陕甘和两江总督曾国荃，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刘岳昭，浙江巡抚、陕甘总督杨昌浚，首任新疆巡抚、钦差大臣刘锦棠，广东巡抚蒋益澧，陕西巡抚刘蓉，湖北和安徽巡抚李续宜，布政使李续宾、彭毓桔、刘连捷、蒋凝学、陈湜、李光久，按察使张运兰、萧启江，道员罗泽南、王珍、王开化，提督张诗日、刘松山、肖孚泗、李祥和、萧庆高、萧庆衍、周宽世、胡中和、何胜必，直隶州知州刘腾鸿、曾国华，知府刘腾鹤，著名爱国外交家曾纪泽。
上述七千多名官员除曾国藩是道光年间任朝廷高官外，其余都是咸丰、同治年间从湘军发迹的。在这短短的十余年间，湘乡一县出了这么多将领，且有一批显赫人物载入国史，这不仅是湘乡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就在我国古今历史上也属罕见。旧志为之大加赞赏：“湘勇奋起，文武士绅，威树功名，忠节义勇，于斯为盛。”“生膺懋赏，殁蒙赐恤，恩荣稠迭，诚千载一时也。”[1]
“千载一时”，亦可理解为湘勇奋起的缘由和机遇。缘由“千载”，湘乡自汉代建置以来有近两千年的悠久历史，这是湘勇发祥的渊源。机遇“一时”，正值曾国藩组建湘军，为湘勇奋起提供了用武之地。又由于“国藩居湘乡之土，为湘乡之民”。[2]湘乡因此成了湘军将领之乡。
湘军本非朝廷制军，是一支地方武装，从将领至兵卒以湖南人为主体，尤以湘乡人居多。湘军出省作战后，虽招募了一些外籍兵士，但湘军的主体成分始终没有改变。按照湘军组建的原则，先设官，由统帅选拔将领；后募兵，由将领招募士卒。曾国藩选将领多用湘乡人，而将领招募士卒尽用同乡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之人。曾国藩认为，“同县之人易于合力”。这种选募制度保证了湘军的地方性质，使湘乡将士构成一个庞大的同乡群体，人数众多，盘根错节。
湘乡将领的来源，有三条主要渠道。第一是道光年间湘乡经世派群体。这个群体以罗泽南为核心，包括他的门徒和好友王珍、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腾鹤、刘松山、刘锦棠、刘蓉、蒋益澧、杨昌浚等数十余人。他们后来跟随曾国藩入伍，成了湘军的高层将领。第二是咸丰年间湘乡团练群体。练众入伍，或以保甲为系列成为“同乡军”，或以家族为系列成为“家族军”，其练首自成其将领。第三是在战争中立功擢官者
湘乡将领群体的形成，有两个重要基础。一是以志同道合为政治基础，有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早年的经世派成员，以研究经世致用为主题，探索匡世济民之道为宗旨，他们互相切磋学术，形成了政治倾向和学术作风基本一致的群体。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他们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挽救晚清王朝危亡而演绎成为湘军将领群体。这两个群体有着承前启后的渊源联系。二是以私人关系为结团裙带。他们之间大多互为同乡、同族、同学、师生、挚友，有的还互结亲姻，彼此有着故土之情、血缘之亲，忘年之交，同心之力。平时如手如足，战时互援互救。因此，这种群体是比较牢固而富有凝聚力和战斗力的。
儒将治军 古今强兵在于将，军队的战斗力首先缘由将领的素质。古时将领多为武夫，谓之“武将”，而曾国藩则以文人为主，谓之“儒将”。这是曾国藩改革清代军制的首创，是湘军将领最本质的人文特色。
曾国藩选拔将领的基本原则是：“选士人，领山农”， “儒门出将，书生知兵”。[3]所谓“书生”、“士人”是指有一定科举功名的儒生学子，以及有一定声势的鹰派士绅。曾国藩认为，这些人饱腹经书，深明忠义，有胆有识，智深勇沉，是文经武纬之才，是理想的带兵之人。
湘军将官有统帅、统领、分统和营官、哨官几种，前三种是高层统兵之将，后两种是基层带兵之官。各种将官才能俱备，文武兼资，但又各有优势，高层以文为尚，基层以武为长。据皮明勇《湘军》一书所记，湘乡有统帅曾国藩一人，统领15人，分统26人。这些高层将领大多有科举功名，出身于进士、举人、孝廉方正、诸生、附生、贡生、廪生、监生、文童和士人者有32人，占78%。而且，职官越高，其科举功名也越高。
儒将以文才为前提，以德才为根本。古人论将有五德，曰智、信、仁、勇、严。曾国藩把“五德”具体化为四个条件：“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兵，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4]四者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5]一个内核，四个条件，是曾国藩选将之道，也是传统儒将取胜之道。
湘乡最早擢升的高级将领，有罗泽南、王珍、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刘腾鹤、刘蓉、蒋益澧、杨昌浚、张运兰、肖启江、胡中和、刘松山、周宽世、肖孚泗、李祥和、肖庆高等89人，是当年最早跟随曾国藩入伍的老湘军，都是早年经世派骨干成员。他们受过传统文化教育，有较深的儒学功底，深明忠义，有理性的政治信仰。他们督军以严，治兵以礼，朝出塵战，暮归论道。他们统军又从政，从政以安民，励精图治，奋发有为。他们是湘乡儒将的杰出代表，是中兴晚清的一代功臣。
太平天国起事东南后，“凡一切孔子、孟诸子百家妖说者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也，否则问罪”[6]，这是对中国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儒学体系的冲击。多数人看到的是王纲解体的危机，但曾国藩为代表的儒生却震撼于儒家文化所面临的灭顶之灾。在《讨粤匪檄》里，曾国藩痛呼，太平军“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灭，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7]。在他的呼喊下，一大批原本埋头与科举考试的读书人，走出书斋，汇聚在他的周围。《湘军记》的作者王安定说：“原湘军创立，有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8]。曾国藩、罗泽南、王珍、李续宾等都非常重视对士兵的礼义教化。曾国藩“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玩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9]。罗泽南“日登将台，与官兵讲宋五子之学”[10]。王珍“治军也，以训练为急，所部壮丁习刀矛火器，暇则训以《孝经》、《四子书》，转相传诵，营门夜扃，书声琅琅出壕外，不知者疑为村塾也”[11]。李续宾在罗泽南死后接统其部，“治军一守罗泽南遗法”[12]。曾国藩和其他“诸生讨训山农”的结果，使得大量“朴实山农”放下锄头，拿起刀枪，在血腥战火中“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
咸丰初年，清廷在东南的经制军绿营与太平军作战是一溃再溃。但两湖战场却涌现出了一支儒生率领的湘军，这是太平军遇到的最强劲的对手。这些儒生在忠君卫道的儒家信念驱动下，弃笔提刀，由文弱书生成为战场悍将。他们在“我不知兵，但知无走。平生久要，临难不苟”的强烈信念驱使下，杀人流血，也殒命战场。最终成就了“书生用民兵以立武勋”的事业。罗泽南，是湘乡儒将的宗师和灵魂，廪生出身，官至道员，加布政使、按察使衔、赠巡抚。从戎三年有余，率其乡人子弟转战两湖、江西大小二百余战，以克复武昌名震天下，最终殒于武昌城下。临终前，忧世难忘天下事，索笔卧书曰：“愿天再生几个好人，补偏救弊。”曾国藩推崇罗为“邑之颜渊”，为挽一联：“大义昭于千古，公论自在人心。”其弟子王珍，附生，从戎五年，为湘军统领，历大小数百战，克复城池20余处，歼敌十余万，官至道员，赠内阁学士衔。另一弟子李续宾，附生，从戎六年，大小六百多战，陷城四十多座，官至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赠总督。续宾督战安徽三河，孤军力薄，被太平军重兵围困，湘军伤亡惨重。众将劝其突围图存，续宾曰：“军兴十年，皆以退走损国威，长寇志。吾前后数百战，出队即不望生还。今日必死，义当死战以报国恩，不愿从者自为计。”诸将皆曰：“誓与主帅共命，愿从公死！”续宾具衣冠望阙叩首，取所奏廷旨及批摺焚之，曰：“不可使宸翰污贼手。”日暮上马，血战而亡。
从上所述，可见湘乡儒将风采。他们视国恩胜己命，凡生死福祸，皆所不计；督军严而得法，威恩并举，以礼治兵；从政以安民为重，勤劳服务，爱民为兄弟；处世诚信，宽以待人，严而律己。这些是传统儒将之德，取胜之道。
家族将领 在湘军战争中，湘乡有众多的家族将领，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湘乡将领又一独特的人文特色。
自清代康乾盛世以来，在湘乡境内众多家族中，有刘、李、王、周、彭、贺、曾、陈、谭、胡十个姓氏繁衍成为大门家族。他们不仅人户多，踞地广，而且有较殷实的祖业家产为其经济基础，有严格的族规家训维持其宗族体系。他们一般是书香世家，其子弟多为儒生学子。还有些大门家族的族长又是一方绅耆，在当地有一定的声名和实力。
咸丰年间，境内家族对湘勇团练有着重要作用。当年团练有练族和练团两种基本组建形式，练族以家族为单位，练团以保甲为单位。“两练”以练族为根本，“练团必先练族”。练族由族长、房长率领，因血缘相联，又有族规相约束，族众皆从之。正如旧志所云：练族“尤为扼要，盖根本既固，痛痒相关，为手足之捍头目，子弟之卫父兄，未有不急切奔赴者。”如二十六都桑林胡族，族大人多，习武族众逾千，结集族团，声势浩然，为省署嘉奖。
湘军组建时，家族作用尤为显著，有一族成群入伍的，也有一家几代从戎的，其族首成为将领。如王珍和开化兄弟，刘蓉和刘蕃兄弟，张运兰和运桂兄弟，李光焯和光炽兄弟，钟近衡和楚池兄弟，刘庠棻和开勋父子，刘松山和才鼎、锦棠父子、叔侄等等，都是著名的家族将领。在战场，他们互救互援，相依为命，兄亡弟及，父故子承，展现了家族传风。在湘乡众多家族将领中，有曾、刘、李三姓家族将领，战功显赫，驰誉一时，为湘军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曾家将，出自荷塘二十四都大界（今属双峰县荷叶镇）曾族，有曾国藩及其四个弟弟国潢、国华、国荃和国葆。国潢在籍主理团练，官至盐运使。国华为湘军分统，官至知府。国葆（又名贞干）为湘军分统，官至知府。国荃为湘军统领，战功最著，以征剿湘、鄂、赣、皖四省，攻拔安庆、金陵积功，历官浙江、江西、湖北和陕西四省巡抚，以及陕甘和两江总督兼通商大臣，赏太子少保衔和一等伯爵，为晚清著名的封疆大员和实权派高官。曾家五将，两人殒于军营，一人亡于署所。国藩、国荃、国华和国葆均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
刘家将，出自纯化四十二都杨家滩（今属涟源县杨市镇）刘族，有同族三房兄弟，即刘腾鸿和腾鹤兄弟，连捷和镇湘兄弟，岳昭、岳旸和岳昀兄弟，以腾鸿为族首，随同投身湘军。腾鸿为湘军分统，官至直隶州知州，主持江西南路军事，督战瑞州而亡。其弟腾鹤继统其军，直至知府，于建德力战而亡。连捷为湘军分统，官至布政使，以克复安庆、金陵积功，加赠太子少保衔和内阁学士衔。岳昭三兄弟后转战西南地区，岳昭为湘军统领，统兵十余年，建功之地以黔为多，任事之艰以滇为最，平息了历时十七年的云南杜文秀回民起义，官至云南巡抚、云贵总督。岳旸、岳昀均官至知府，战殁于贵州。腾鸿、腾鹤、连捷和岳昭四将均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
李家将，出自崇信四十三都桥头（今属涟源县荷塘镇）李族，有李续宾为族首的续宜、续远、续家、续艺、光燎、光焯、光炽、光久、前溪、前规、登进等数十名将领。续宾和续宜为同胞兄弟，均为湘军统领，续宾官至浙江布政使，加巡抚衔。续宾殁于三河，续宜重振李家将，历官湖北和安徽两省巡抚，钦差大臣，加总督衔。续远官至总兵、提督。光久为续宾长子，官至浙江按察使。续宾、续宜、光久三将均载入《清史稿》人物列传。
桥头李族聚居之地，方圆不足十里。湘军时期，计有“白、登、续、光、前”五代族众数百人从戎，阵亡者120余人，仅三河之役，就有66人从续宾殉难，幼者年方十六，老者年逾花甲。族众积功擢官者53人。这是湘乡一支最具典型意义的家族将领家族军。民国五年，该族报本堂三修族谱，完整地收录湘军时期该族3名悍将的国史列传3篇，诏书16篇，敕2篇，诏命101篇，御赐祭文5篇，御制碑文2篇，忠烈传119人，贞孝节烈传38人，还有曾国藩撰写的碑铭2篇。这些都是研究李家将的珍贵史料。
家族将领家族风，上述三个家族都是当年湘乡有代表性的名望家族，有着耕读世守、诗书裕后的传统家风。正如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所撰家联所云：“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钜付儿曹。”湘乡将领有与此大致相似的家境家训和成才道路，他们秉承先祖，弘扬家风，靠耕读发迹，以诗书立本，终成社稷大器。
湘勇精神 曾国藩治军，特别注重对官兵基本素养的陶冶，发挥精神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人的基本素养是一种潜在的精神力量，通过教育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政治军事之改革，“必须先有精神之改革”，“精神盖在救世救人”。[13]这是曾国藩以礼治兵的又一高见。
曾国藩精神教育的内容，最初颇用“慷慨激烈”之任侠精神，然后则用“公诚道义”之儒学伦理，最后把这两者融为一体，升华为“湘勇精神”。这种精神以“忠义血性”为内核，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忠诚明义，救国之危；二是合力同心，拼搏激进。
为前所述，湘军是以书生为将、山农为卒组成的军队。湘乡书生有传统儒学的深厚根底，即“公诚道义”之精神；湘乡山农为悍强刚毅的地方性格，即“慷慨激烈”之精神。这两部人的基本素养，是形成湘勇精神的文化基因。湘勇精神就是湘乡书生儒学伦理和湘乡山农地方性格的结晶，是一种制胜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曾国藩用这种精神教育将士，将士“常思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危。”
曾国藩进行精神教育，是以湘乡将领为“种子”，通过他们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兵卒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从而达到“培养正人”、“转移风气”的目的。王定安《湘军记》，简述了精神教育的内容、途径和效果：
“当湘军兴起，山农柔懦者亦颇畏远征，及援江西，士人轻死陷阵，叠克县城。国藩闻而乐之，益以忠义激励将士。而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李续宜、刘腾鸿、萧启江之伦，皆崇纪律、重廉耻。于是，陇亩愚氓，人人乐从军，闻招募则争出效命，无复绿营征调离别可怜之色。其后湘军战功遍天下，从戎者益众。或募千人则万人应之，募万人则数万人应之。势不能尽收，甚至丐书干请而后得入。其随营待补，客死他乡者，不可胜数，而湘人士迄无怨心，所谓有勇知方者耶。”[13]
湘勇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文化，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在以后民主革命中，湘乡涌现了许多舍身取义的革命志士，虽然他们所献身的事业与湘军有着本质的不同，但所表现的地方性格有着共同之处，可见湘勇精神对以后湘乡历史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2][4][5]《曾国藩全集·书信》（21），岳麓书社1985年版，第92、224、225页
[14][16]王定安，《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338页
[6]《诏书盖玺颁行论》，（太平天国）（三），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3页
[7]《曾国藩全集·诗文》（14），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32页
[8][14] 王安定：《湘军记》，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338页
[9]《曾国藩全集·书信》（21），岳麓书社1995年版，第208页
[10][11] 朱德裳：《续湘军志》，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277页
[12]《清史稿》，卷408，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1969页
[13]史林、迟云飞《曾国藩大传》，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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