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义是一束炽烈的阳光
游宇明
咸丰十一年（1861年）八月，湖北巡抚胡林翼在武昌病逝，消息传来，曾国藩悲痛不已，他在致弟弟曾国荃的信里说：“顷接信，胡宫保已于八月二十六日亥时去世，可痛之至！从此共事之人，无极合心者矣！”他做了两件事：一是向朝廷上奏，请求赠予胡林翼总督衔，入祀京都贤良寺；二是赠送奠仪2000两银子，作了一副情深意重的挽联，并嘱咐弟弟曾国荃与曾国葆再合送一份礼金。
咸丰时代，2000两银子不是一个小数目，它相当于一个侍郎数年薪水。我曾用心读过《曾国藩家书》，发现他送礼一般在几十两银子至200两银子之间，数十两是给一般朋友、关系较远的亲族，200两是给近亲戚与极好的朋友，比如其姐姐去世，他送的奠仪就是200两。送朋友的奠金等于送亲姐姐的十倍，可见曾国藩对胡林翼的敬重。
胡林翼真心帮助过曾国藩。胡林翼是湖南益阳人，1812年出生于一个仕宦之家，其父曾以一甲第三名进士及第，官至詹事府少詹事，名列四品京堂，胡林翼少时受过非常良好的教育，6岁，爷爷就教他识字、读《论语》。青年时期又受到岳父、两江总督陶澍的大力栽培，在学问、见识、能力上都出类拔萃，他在道光十六年（1836年）中进士，被授予编修职务，还做过会试同考官、江南乡试副考官。丁忧起复后，觉得在京侯缺补官，上升空间太窄，他的学生也认为他才气过人，做地方官更能有所作为，于是凑钱给他捐了个知府资格，此后历任贵州安顺、镇远、黎平知府及贵东道。咸丰四年（1854年）迁四川按察使，次年改任湖北按察使。后来归入湘军幕下，与曾国藩一起围剿太平军。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奔父丧回到湖南双峰（原属湘乡）乡下的老家，在家里呆了老长一段时间，也没见朝廷下旨起复。他表面上无所谓，内心里却急得像被蚂蚁叮了似的。胡林翼给皇帝上了一封密奏，请求安排曾国藩复出，他说：“李续宾、杨载福、彭玉麟之严厉刚烈，落落寡合，亦非他省将帅所能调遣。且军旅之事，以一而成，以二三而败……盖谋议可资于众人，而决断须归于一将，此又军事之大较矣”。胡林翼的意思很明白：一是悍将难驯，只有曾国藩才有威望节制他们；二是军事可以谋于众却只能决于一，也不能缺少主将。
由于皇帝对汉族大员的习惯性狐疑，胡林翼的密奏如泥牛无海。咸丰八年（1858年）初，石达开大举进攻浙江，并且占领了许多州县，浙江是清政府的粮仓，清廷大为恐慌。湘军悍将李续宾此前实授浙江布政使，此后又加赏浙江巡抚衔，浙江籍京官力促他回归本任。然而，李续宾其时已攻克九江，加上下一步收复安庆也离不开他，胡林翼于五月初二上《奏陈北路紧要情形李续宾暂难赴浙疏》，实际上是暗示朝廷起复曾国藩。咸丰帝再次装聋作哑，他先是命令漳州镇总兵周受统率一部分湘军援浙，后来担心周天受资历太浅，改调满人和春总督浙江军务。只是因为和春另外担任了钦差大臣、江宁将军，又想在攻克天京时建立首功，借口生病，辞就援浙军务，朝廷才起用曾国藩，不过依然不给他实权。
此时的石达开风头极劲，由浙入闽再入赣湘，直指四川。胡林翼抓住机会给皇帝上了一封奏折，请求任用曾国藩为四川总督。胡林翼与曾国藩同属湘人，一向关系极好，生怕被皇帝认为搞团团伙伙，于是请求时任湖广总督的官文上疏。清廷倒是批准了曾国藩入川，却没给他总督一职，这让时在江西、湖北一带的曾国藩大失所望。尽管上谕一道一道地催，曾国藩始终找借口拖延。宝庆会战失败后，石达开没有选择入川，而是退回广西。胡林翼抓住机会，说服官文再次上疏，请求让曾国藩留鄂，以求合力对付安徽方面的军事，咸丰同意了，自此，曾国藩与胡林翼开始了长达四年的共度危难的生活。
战争是需要金钱支撑的，有时后勤甚至可以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咸丰六年（1856年），胡林翼被实授湖北巡抚，他通过改漕减赋、设关抽厘、整顿盐务、劝诱捐纳等手段，每年为湘军贡献三四百万两银子的饷额，为曾国藩的前线战事提供了极大的后勤支持。咸丰九年（1859年），曾国藩初到黄州，胡林翼每月为他的一支部队协饷三万两银子，主事者觉得疲惫不堪，想削减一万，胡林翼坚决不答应，他动情地说：“涤公忠义冠时，斧柯未具，专恃湖北之饷，无论如何亏欠，此三万者必不可丝毫亏欠。”
胡林翼对曾国藩的深情厚谊与曾国藩对他的栽培与关照有关。胡林翼初入湖北，形势之恶劣远远超出他的想象：总督吴文镕在黄州堵城之役中兵败自杀，湖北按察使唐树义所带兵勇漫无纪律，一接触敌军就全面溃败，唐树义也学了吴文镕的一招：一死了之。胡林翼只好率领自己从贵州带回来的三百黔勇与一路所招的三百新兵列阵迎敌，好在太平军不知虚实，主动退却，这才逃过一劫。危机中，胡林翼想到了曾国藩。归入湘军不久，曾国藩接到了皇帝发来的上谕：“本日据青麐奏称‘探闻曾国藩带勇已距金口百有余里，贵州道胡林翼随同前来，现复退往上游。’贼船飚忽上窜，急需出其不意，顺流轰击。该侍郎炮船早入楚北，胡林翼何以退守？着曾国藩饬知该道迅速前进，无稍迟延。”曾国藩立即上疏，替胡林翼辩护，详细说明了胡林翼未能赴鄂的理由，并在奏折中极力称赞胡林翼，说“胡林翼之才胜臣十倍”，“将来可倚以办贼”。此后，只要胡林翼立了军功，曾国藩一定会在奏折中告诉皇上，里面充满着“所至皆惬民望”，“胆识绝人，威望夙著”，“识略冠时”，“才大心细，为军中万不可少之员”这样的词句。
咸丰五年（1855年）正月，太平军陈玉成部大举进攻湖北，直扑湖广总督杨霈的大营，杨霈吓得要死，所率军队从汉口一直退到德安，情势万分危急。此时胡林翼主动请缨破解湖北危局。帮办团练大臣曾国藩本来深困江西，自顾不暇，但在这种情况下，依然拔给胡林翼两支人马，连同原来的两千人，总计六千五百人，此外，还拔给他一支兵力达七千人的水师，协同作战。对曾国藩患难中的支持，胡林翼十分感激，他后来说：“昔年本钱，出于老板。”
署理湖北巡抚后，胡林翼在军事上开始独当一面，但他的运气实在有点背，率领的军队一路受挫，五月一日败于金口，八月二日溃于奓山。特别可怕的是胡林翼下令作战，欠饷已逾三月的军士居然迟迟不前，只是一窝蜂地吵着索要所欠。自己统领的军队居然是此种面目，胡林翼决心裁汰旧勇。他派水师将领鲍超前去湖南召募新勇3000人，与此同时，又奏调“罗公泽南率军自江西来援”。对胡林翼的请求，曾国藩左右为难。不答应吧？湖北危机实实在在摆在那里，这个问题不解决，江西、安徽的战事也难有作为。答应吧？自己的实力大伤，如果太平军从湖北分兵避实击虚，后果不堪设想。经过一番思索，曾国藩果断地选择了答应胡林翼的要求，将原属塔齐布的宝勇三营一千五百人都拨归罗泽南，凑齐五千人马，饷银由江西拨付。
其实，曾国藩与胡林翼无论是性情、办事方式、作战思路都有诸多不同。曾国藩性格内向，为人持重；胡林翼却“喜多言，好跟脚”。曾国藩做事在乎过程，希望自己的一言一行都合乎圣贤的标准，在青年时期就在打造未来进入贤良寺的样子；胡林翼则更多地关注目的，比如为了跟官文搞好关系，不让其制肘自己在湖北的施政，胡林翼使用了三招：分财、让功、走二奶路线，颇受时人非议。曾国藩修身严谨，一生从不去风月场所，找个小老婆都是因为身上有牛皮癣，需要人帮着搔痒；胡林翼年轻时却喜欢流连于风月场所，甚至在岳父的总督府做客都耐不住寂寞，弄得总督府的门客都看不下去了。曾国藩打仗主张全军为上，喜欢挖长濠、筑坚垒，避其锋锐，击其薄弱；胡林翼主张破敌第一，应该主动出击。最考验两人友谊的一个事件是：解太湖之围时任命谁做领兵统帅。胡林翼主张任用多隆阿，因为多是满人，深受朝廷信任，以之为主将，可以避免军队内耗；曾国藩则主张让多隆阿与鲍超在战场上竞争，谁有能耐任用谁。话是这么说，曾国藩其实是倾向于鲍超的。鲍超的霆军是湘军所有部队中最能打硬仗的，从未有过败绩。与曾国藩商量无结果，胡林翼直接上疏皇帝，请求其命令多隆阿出任前敌指挥。换了别人，胡林翼此举等于是蹚了个火雷，两人一定会决裂。然而，曾国藩的可爱之处恰恰就在这里，虽然胡林翼奏请皇上决定前线统帅，等于否决了他的决定权，但鲍超闹情绪想撂担子，他依然好言劝慰，将其留下。前方军情紧急，胡林翼请求曾国藩派鲍超支援，曾国藩二话没说答应了。当多隆阿临阵变计，鲍超的军队被八倍于他的太平军包围，处境极其危险，曾国藩又主动派出十营六千人大力增援。由于鲍超牵制了太平军主力，胡林翼预先安插在天堂镇的伏兵起到了作用，湘军大胜，毙敌两万多人，解散胁从数万人。事后，胡林翼给朋友写信说：“惟春霆之义愤孤忠、坚韧耐久，与我以破贼之机；惟涤帅之婆心救人，分防助剿，坚我以破贼之力。”
曾国藩与胡林翼的友谊真的是泣天地而惊鬼神。在一般人看来，朋友是要性情相投的，只有性情相投，大家话能聊到一块，事能做到一起，心心相印，方能处得长久。但曾国藩与胡林翼不是这样。他们不计较彼此性格上的巨大差距，不在乎双方做事方式的分歧，只要对方真诚待己、公忠报国，就毫不犹豫地向其付出至诚至信的道义，以不藏不掖的坦荡与义无反顾的担当向对方证明自己是可以信任的人，足以托付生命与事业。
道义是一束炽烈的阳光，它能融化尘世间一切的冰雪。
